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财富管理步入发展新阶段。2018年4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银行理财开始了以破刚兑、去嵌套、消除期限错配为主题的转型。与传统提供预期收益并承诺刚性兑付的银行理财不同，在2021年底过渡期结束之后，银行理财转变成为净值型产品，不再保证产品的收益与本金，投资者需要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为了分散风险、平抑净值化产品的波动，银行纷纷开始加强投研能力建设，探索“固收+”理财产品和大类资产配置的投资方案，以适应银行财富客群的风险偏好。
理财子公司相继成立，成为探索创新的排头兵。推动理财子公司设立对于打破刚兑、强化银行理财业务风险隔离、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财富投资者而言，理财子公司的产品不仅可以免去首次购买必须线下面签的繁琐，变得更加快速便捷，而且理财子公司的投资范围更广、产品谱系更加具有特色，在权益类投资和产品设计等方面都有较强的创新性，例如采用“固收打底+权益增厚”相结合的策略、权益投资聚焦科创企业等方式，吸引了更多风险偏好类型的投资者的目光。
总体规模保持稳健，存续产品增速放缓。银行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增速放缓，第四季度出现明显下滑。截至2022年底，银行理财产品存续规模为26.7万亿元，与2021年基本持平。其中，前三季度理财规模保持平稳增长，而第四季度由于债券市场大幅回调，引发理财产品的“赎回潮”，导致规模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对理财市场而言，2022年是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后面临的一次“挑战”，年内理财产品两次“破净”，但即使在四季度受破净影响规模大幅下跌的情况下，整体规模相较去年还是保持了增长态势。
产品期限结构呈中间大，两端小的橄榄型分布。2022年存续的理财产品运作周期主要集中在半年到三年，占比高达66.9%。运作周期为半年以下的短期限产品占比为26.6%；三年以上的长期限产品占比为5.5%。产品期限结构呈中间大，两端小的橄榄型分布。另外，纵观2020年至2022年的理财产品，运作周期两端的短期限和长期限产品数量占比都有增长趋势。其中，运作周期为一年以上的产品占比从2020年的30.3%上升到了41.9%，一个月以下的短期限产品占比从2020年的7.4%上升到了2022年的8.8%；而运作周期为一个月到一年的产品数量占比整体有较大降低，从2020年的62.2%降低到了2022年的49.3%。
固收类产品仍占据主导地位，总体结构与往年大体一致。固定收益类产品占比超九成，主流地位延续。截至2022年末，存续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共35514款，占存续产品的91.54%，混合类产品共2607款，占存续产品的6.72%，权益类和金融衍生品类产品分别为564款和111款，各占存续产品的1.45%和0.29%。整体来看，近两年理财产品类型结构变化不大，固定收益类产品占比稍有下降。2020年和2021年占比分别为92.34%和91.82%；权益类和金融衍生品类产品占比稍有上升，但份额之和仍未超过2%；混合类产品占比保持在7%以内，2020年和2021年占比分别为6.49%和6.97%。
市场偏好仍以中低风险理财产品为主。从产品数量来看，近几年不同类型理财产品数量仍以中低风险为主，整体结构变化不大。风险等级为二级（中低）和三级（中）的理财产品数量占比达93.53%，其中二级（中低）风险等级理财产品数量占比73.55%，三级（中）风险等级理财产品数量占比19.98%；一级风险（低）的理财产品数量占比增长到了3.15%，而风险等级较高的理财产品数量占比仍处于偏低水平，四级（较高）和五级（高）风险等级理财产品数量占比分别为2.31%和1.01%。市场偏好仍以中低风险理财产品为主。
结合山西省高净值客户调研结果来看，投资期限为半年到三年，并以固收类为主的中低风险产品更受青睐。一方面这类产品的灵活性较好，面对突发状况导致的资金缺口、家人的健康问题等，投资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收益并随时取出资金，更加适应投资者的流动性需求。另一方面，在整个资产配置组合中，固定收益产品等低风险产品充当投资“稳定器”角色，在保持资金流动性的同时帮助投资者的财富稳步增长。一般情况下，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收益率和回报通常能提前锁定，不随市场趋势而变化，能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现金流，规避利率和汇率风险，是高净值人群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之一。
中资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和客户数量呈现两位数增长。根据《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2022）》数据显示，中资私人银行的资产管理规模于2021年底达19.59万亿元，同比增长12.94%；中资私人银行的客户数（金融净资产600万元以上）从2020年的125.60万人增至2021年的143.03万人，增长率达13.54%。2017年至2021年四年间，行业资产管理规模与客户数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12.81%与14.09%，发展态势迅猛。
业务模式以“1+1+N”为主。通常外资银行的私人银行通常采用“1+N”模式，为客户配置私行顾问和综合团队提供服务，多属于咨询顾问模式。而我国私人银行在借鉴外资银行经验的基础上，多采用“1+1+N”业务模式，即“客户经理+私人银行顾问+综合私人银行服务团队”，其中增加的客户经理主要负责处理客户的普通金融服务。
银行系私行是高净值客户首选财富管理机构。招商银行数据显示，2017—2022年，银行长期位居高净值人群稳健配置首选，选择比例超80%。2022年，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等政策落地，境内外金融市场波动持续。随着金融需求的提升，银行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私行一大优势。相比于其他机构，高净值人群也更信赖银行私行，他们重视私行的专业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同时数字化能力和产品也得到了高净值客户的认可。
私行综合化、专业化的服务是关键性因素。2022年，高净值人群在私人银行选择时更加成熟，从过去单纯以产品需求为导向转向专业服务需求，这要求私人银行能够全面、有前瞻性地理解客户需求，在市场机遇把握能力上更为娴熟。调研结果显示，高净值人群在选择私人银行服务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专业度，占比超60%。其中，专业度包括专业的投顾团队（洞察机会）、专业的客户经理（反应敏捷，体验更好）、专业的综合服务（深度理解客户，能兼顾金融和非金融需求）。
私行家族信托优势凸显。据招商银行发布的《2020中国家族信托报告》调研显示，78.98%受访人士选择银行来承做家族信托，12.6%的受访人士选择信托公司为主要承做机构，而选择如律所、三方财富机构、券商等其他机构的比例较低。商业银行的家族信托业务与其他机构相比有一定优势，主要原因归结于以下三点：第一，基于境内环境而言，银行相比其他机构具有更好的信用基础。第二，高净值人群与主银行账户资金流动频繁，积累了较稳固的信任关系。第三，为高净值人群服务的私人银行部门，在资产配置、法律咨询、税务筹划等与家族信托设立相关的领域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可以一站式满足高净值人群保值增值、财富传承、风险管理等综合服务需求。
扭转业务逻辑，回归受托人定位。长期以来，信托公司传统融资业务，以资产端的融资需求作为业务的逻辑起点，遵循从资产端到资金端的业务逻辑。而在回归本源的监管导向下，信托公司逐步回归受托人定位，以客户为中心，将资金端的需求作为业务的逻辑起点，重新树立从资金端到资产端的业务逻辑。信托机构定位为以受托人的职责，逐步从传统的非标类、债权型、同质性高速度外延增长的经营模式，转型发展成为以净值化、投资型、差异化高质量内涵发展的经营模式，并以管理佣金和投资收益分成为核心盈利模式，专业化、特色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集合信托规模持续增长。截至2022年4季度末，集合资金信托规模为11.01万亿元，同比增长4205.94亿元，增幅为3.97%；环比增长720.87亿元，增幅为0.66%；占比达到52.08%，同比增长0.55个百分点。
标品信托发力，金融类信托成资金投向第一。金融类信托延续了上涨势头，当下标品信托作为行业转型的主要方向，占金融类产品的比重超过九成，多家信托公司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品牌。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无论从发行还是成立规模来看，在标品信托带动下金融类信托的存量规模及新增规模均有较为明显的上升，预计仍将呈现上涨势头，成为信托财富管理主力军。
固收类产品占据绝对主流。信托标品转型大幕已正式拉开，从目前信托行业的证券投资产品的产品结构来看，固收类产品占据绝对主流。据普益标准统计，2022年信托公司共发行证券投资信托产品8008款，固定收益类产品6771款，占比达84.55%。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信托公司长期以来都深耕于非标债权领域，标准化的资产投资经验和能力不足，但非标债权领域的经验可以为标准化债券投资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多数信托机构选择将固收类产品作为标品转型切入点。第二，国内财富管理者的风险偏好整体偏低，固收类产品较低的风险水平更能够适配现阶段投资者的需求。
家族信托作为财富管理业务的集大成者，近年来取得了较为亮眼的发展成果。2022年，受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大等因素影响，高净值客户的避险情绪有所增强，家族信托作为财富传承和避险的方式，迎来了新一轮增长趋势。截至2022年9月，家族信托的存续规模约为4700亿元，较2021年末增长约34%。存续家族信托个数约为2.4万个，家族信托的展业模式也逐渐丰富。若延续近两年增长态势，未来一段时间内，家族信托的整体规模有望持续增长，预计2023年末有望突破1万亿元。
信托公司发力家族信托，在业务模式和服务内容上积极创新，力求拓展家族信托服务领域的广度和深度。2023年3月24日，中国银保监会公开发布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在“财富管理受托服务信托”项下，新增了“家庭服务信托”。由符合条件的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初始财产金额不低于100万元，期限不低于5年，投资范围或将进行限定，这与家族信托设立金额标准不低于1000万元，无明确存续期限和投资范围有很大的区别，这使得财产隔离、保护、传承的功能覆盖更为广泛的人群，使得越来越多的富裕人群有机会享受到信托的制度优势，使信托公司突破自身产品的局限性、进行全市场资产配置成为可能。
银行是家族信托客户来源的主要渠道。家族信托的客户主要来源于外部机构的引荐，其中，商业银行是最重要的引荐渠道。此外，随着信托公司财富营销能力提升，直销的家族信托客户比重也在不断上升。
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业务转型。近年来，由于传统经纪业务面临发展瓶颈，券商向财富管理业务转型已经成为行业共识，证券公司纷纷采取扁平化架构、设立财富管理总部，从单纯销售产品向主动的投资顾问服务转型，同时收费模式也从单一的佣金模式转向“佣金+服务收费”模式。
渠道逐步线上化。证券公司线下业务开展依赖营业部，而近几年营业部数量增速明显下滑。一方面，佣金费率的下降倒逼证券公司向线上化改变；另一方面，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也使得线上开户逐渐取代营业部现场开户的模式，一些券商着眼于客户体验开发了智能投顾APP，根据客户画像提供资产配置组合。
券商资管加速转型，财富管理乘势而上。2022年券商资管公募化改造步入关键阶段。2018年11月30日，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以下简称《操作指引》），自此开启了券商大集合资管产品公募化改造的序幕。自《操作指引》发布以来，券商资管大集合产品对标公募基金，公募化改造正式进入实质性阶段。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之际，2022年券商大集合公募化改造进程持续提速。截至2022年底，已有超过140只券商大集合产品完成公募化改造，其中，有96只是2021年完成改造（按基金成立日算），较2020年全年增加159.46%。
备案产品减少，固收类“挑大梁”。2022年，证券公司及其资管子公司新登记备案私募资管产品4856只，设立规模2514.28亿元，较去年同比下滑31.16%。其中，固收类产品2022年设立规模为1795.75亿元，占证券公司及其资管子公司新登记备案私募资管产品总量71.42%。2022年固收大类下各类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平均收益均为正值。其中，中长期纯债型产品平均收益3.15%，短期纯债型产品平均收益3.73%。而股票型、混合型、QDII及FOF类产品2022年平均回报均为负值。
坚持买方财富管理模式。目前，券商以买方投顾为内核的财富管理服务品牌化浪潮已经开始。首先是券商推出以买方投顾视角打造的投顾服务，并且针对高净值人群设置专门的私人服务。其次是券商构建了专业化、规模化的投顾队伍，打造以明星产品经理为核心的总分投顾体系，涵盖股票、基金、固收等多类资产。例如银河证券打造了“银河金牛精选30”品牌，通过考察分析优秀基金经理近五年投资业绩，优选30只主动管理型公募基金产品组成推荐标的，并将银河证券对基金的研究评价能力转化为产品输出能力，进行“产品化”打造。
研究赋能，为客户量身定做专业投资建议。券商财富管理凭借全面、一流的投研团队实力，对市场所有类型的资产管理产品做到研究覆盖。券商财富管理投顾服务具备专门的产品研究团队，负责市场上各类基金的研究，深度接触市场近千家管理机构，系统化研究、全方位尽调风控、优选管理人和产品，帮助客户解决在海量产品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选择困难问题。
公募又一里程碑，基金数量正式破万。截至2022年末，开放式公募基金总规模达26万亿元，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逆势扩容，基金数量为10431只，正式破万，成为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主动权益基金行业百花齐放，基金头部化特征减弱；被动指数型基金中行业主题基金占据主流，ETF实现热点频出并快速扩容；短债产品爆发之年，“固收+”发展承压。从产品创新来看，指数投资工具日渐丰富，增强ETF基金、中证1000ETF、碳中和ETF、北交所ETF等创新类品类集中发行，固收产品线掀起创新大潮。
2022年规模增长近5000亿，险守26万亿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2022年12月公募基金市场数据，经历了A股市场大幅震荡和年底债市的回调，公募基金管理规模险守26万亿元。从2022全年公募规模变化看，前10月整体呈现与A股表现相似的走势，在3、4月股市低点，公募基金规模也出现了年内新低，最低规模一度逼近25万亿元规模。随着5月份股市的反弹，在权益类基金净值回血、抄底资金净申购下，公募基金规模继续刷新历史新高，并在8月末创下27.29万亿元的历史高点。然而，随着11月份债市出现回调，理财赎回的叠加效应，11月后债基规模出现明显萎缩，成为拖累公募基金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11月-12月两个月公募基金总规模缩水超过5000亿，并在12月底险守26万亿元整数关口。
4.3. 基金智能投顾
2019年证监会下发《关于做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基金投顾业务由此启航。自《通知》下发以来，目前已有60家机构拿到了基金投顾的业务试点资格，其中包括了25家公募基金，29家证券公司，3家银行，3家第三方独立销售机构。本文总结了四点影响基金投顾业务开展效果的因素，分别为自身投研能力、投顾服务能力、产品丰富程度和客户基础，在下表中对各类投顾试点机构在每个要素下的能力情况进行了分析。
完备的投研体系和优秀的投研能力是基金公司最突出的优势。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经验丰富，头部的基金公司投研团队能力较强，多拥有FOF产品管理经验，作为市场上的重要买方，其投资能力的优势更便于其向“买方投顾”的方向转型。客户渠道和投顾经验是基金公司的主要短板，基金公司目前并未大力布局基金投顾业务，在客户渠道的建设上也积累不足，主要依托代销渠道，投顾服务多以智能投顾形式展开，如南方基金的司南智投、易方达基金的易方达智投等。
探索智能化解决方案，研发集“研究、投资、运作”为一体的投顾业务管理平台。伴随着业务发展，基金公司逐步探索出一套面向基金投顾业务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并建立了基金投顾智能化投资管理运作平台。智能投顾立足于面向全市场选基、覆盖全类型销售渠道、服务全类型客户的业务模式，综合运用多项人工智能技术，以系统化的方式将智能模型和专家经验深度融合，重塑研究端、投资端与运作端的业务流程，有效推动了投顾服务的增量扩面、提质增效。
私募基金总规模突破20万亿元，再创新高。截至2022年末，私募基金存续基金规模20.03万亿元，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续规模10.94万亿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续规模5.56万亿元，创业投资基金存续规模2.83万亿元。私募基金的稳健发展为增加直接融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一级市场的出资结构来看，政府类LP仍然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大的资金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政府引导基金、政府投融资平台等政府类LP共计出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1824只，累计出资总额逾3万亿元，出手活跃度是各类LP中的绝对第一。2022年新设政府引导基金呈现以下特点：设立数量更多、单只规模更大、设立主体更为多元，设立层级有向区县级下沉的趋势，通过“子基金+直投”双轮驱动的投资方式支持区域内重大项目和地方经济发展。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22年，多个衍生品工具陆续发布，我国投资市场逐步扩大，衍生品的发布也拓宽了量化私募策略容量，实现风险策略管理多元化。同时，2022年市场大幅波动，证券私募行业迎来大洗牌，私募基金发行放缓，部分私募管理规模出现大幅度缩水，百亿量化私募数量也有小幅波动，部分私募甚至掉出百亿阵营。
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私募证券基金市场整体呈现波动态势。除债券策略、CTA期货策略、套利策略外，各策略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和回调。同时应注意到，除个别策略表现符合预期，大部分策略均出现年平均收益率为负的现象。相较而言，各策略中债券策略年平均收益率最高，超过20%，同时拥有最高的夏普比率、索提诺比率、卡玛比率，最大回撤仅-1.15%，表明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债券策略逆市上涨、表现良好，债券策略基金单位风险所获风险回报最高，年化波动率处适中水平。另外CTA期货策略和套利策略也分别实现可观业绩。而股票多头、以中证500指增为代表的指数增强和其他策略年平均收益率相较而言处于最低水平、各风险比率为负。
资产配置全球化、多元化是大势所趋。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外资机构将以更积极姿态布局中国财富管理行业，预期外资机构会以全资或合资等形式设立银行理财、公募基金等财富管理机构，积极参与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竞合发展。同时，预期国内机构将积极布局全球市场服务能力，加强全球投研、资产配置、协同服务等建设，以满足不同客群对全球市场服务的需求。
单一资产向多资产转变。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主要体现在其中房地产资产的占比较高，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的70%为房地产。但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落地实施，房地产作为资产配置工具的作用被削弱，居民的资金已经开始流向其他资产。与此同时，随着资管新规打破刚兑，债券违约风险事件频发，市场利率逐步走低，投资者的真实风险偏好开始显现，资金逐步流向其他资产。
国内资产向全球资产转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长期来看，投资环境愈发艰难，投资难度加大。在这个过程中，高收益的资产越来越少，好的投资标的也会越来越少，资产荒将逐渐成为常态，新冠疫情的出现更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在此背景下，投资者进一步打开投资空间，将目光转向海外资产，在不同国家和地域寻找优质的资产，以获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红利。与此同时，如果仅仅将投资局限于国内资产的配置上，那么总有一部分风险无法分散。因此，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可以有效降低国内的政策风险和经济波动的风险，提升投资收益。
数字化、科技化加速金融机构完成财富管理转型。在后疫情时代，大众客户及高净值客户对财富管理线上数字化互动的需求高速提升，线上APP及网页的使用频率已经超过传统的面对面交流，全面提速数字化建设是抢占发展先机的“制胜”关键。打造一站式智慧财富管理平台，对外赋能客户应用、对内赋能内部运营，不断优化提升客户生命周期管理、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资产配置、智能投顾、精准营销、智慧风控等应用能力，在降本增效的同时实现科技赋能，财富科技的投入带来企业关键盈利指标的持续上升。在核心技术上，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先进技术赋能业务运营及客户旅程管理，从客户、产品、渠道等多个维度优化升级财富管理业务。
金融科技使财富服务更专业。在资管新规的指引下，我国财富管理机构正逐步向专业化转型，但有关的专业化、体系化的能力建设尚不完善。与此同时高净值客户对专业财富服务的需求旺盛，这就造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随着Fintech等技术的兴起，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交互等可以有效提升财富管理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例如，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充分挖掘以及利用多维度的客户数据，形成客户全景图，加深财富管理机构对客户的理解，实现对客户的精准定位和精细化管理，机器学习等技术与传统投资理论模型的结合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专业、更个性化的投资建议，从而使千人千面的需求真正成为现实。
金融科技使财富服务更普惠。财富管理本身是一项重人力、靠经验的体系化业务，因此其服务的成本高昂，这就造成财富管理机构的客户多聚焦于高净值客群，而人数规模更庞大的富裕人群难以获得针对性的服务，但金融科技的出现重塑了财富管理的价值链。一方面，在金融科技助力下智能投顾的出现突破了专业投资顾问人才的限制，使专业的财富服务可以触达更多的客户；另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应用也缩短了财富管理服务的服务链条，同时移动财富终端的普及也大大降低了财富服务的成本，这就降低了财富服务的门槛，实现了客群的下沉。
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持续、优质的陪伴式服务将成为财富管理核心建设能力之一。面对客户复杂多变的财富管理需求，简单的、标准化的财富服务已经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只有定制化的财富服务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契合客户需求的财富管理方案。金融机构亟须通过加强投研、投顾、产品管理、业绩跟踪、客群经营、客户服务等专业能力，推动各领域专业团队建设，提高团队人才专业能力培养，构建专业化的服务流程和服务能力，从而达到深化客户服务、提高客户黏性的经营目标。同时，进一步建设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均效能，持续为财富管理条线输送优质人才，为未来的长效客户陪伴和客户经营赋能。随着当前高净值客户对财富传承等个性化服务的热情高涨，财富管理机构提供的定制化服务也将不再局限于资产配置等基础服务，还将向养老规划、教育投资规划、家族治理等方向延伸。
客户对专业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强。财富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会涉及跨领域的专业知识、技能，因此对专业性有很高的要求，需要专业的财富管理机构来提供服务。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源于高净值客户独特的发展背景，其普遍对自身的眼光和能力具有信心，再加上彼时财富管理机构的服务专业化程度也不高，所以高净值客户都倾向于自主管理自身的财富。但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投资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产品的种类愈发丰富，需要跨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高净值客户自身的需求也更加复杂多元。因此，个人的经验认知和投资能力已经无法满足自身的财富管理需求，在此情况下，高净值客户迫切需要财富管理机构提供专业的财富管理服务。
日益激烈的竞争加快专业化进程。随着财富管理市场的规范发展，优秀且专业的财富管理机构将会脱颖而出，优胜劣汰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财富管理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将不断加强。与此同时，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逐步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条件，吸引优秀的外资机构进入与扩大经营布局，当前贝莱德、路博迈等外资巨头已经进入我国市场。随着越来越多优秀的外资机构进入，其将充分发挥鲶鱼效应和示范效应，加快国内财富管理机构专业化进程。
财富管理坚持走规范化之路。2022年开始资管新规正式实施，过渡期结束。伴随着各项细则的发布，标志着市场监管规范化进程加速。资管新规的实施从多方面统一了监管口径，基本消除了参与方差异化空间。各机构的业务特色短期来看差异仍然明显，政策层面未来不论在治理层、管理层、操作层都将会更加标准、透明、趋同及规范。同时，监管及投资者对产品及费率透明化的关注也将不断提升，各机构在费率设计及信息披露方面可通过完善相关内部流程，升级财富管理平台等举措，帮助投资者更清晰、便捷地获取产品相关信息。
激活财富价值链，释放潜在生态价值。以财富管理业务为核心，推动集团内、部门间协同合作，在财富管理、资管、投行、零售业务等部门和集团内其他机构，如基金、银行理财子、信托、券商、研究、数金，建立起协同机制和文化，实现良好经营协同效应，带来集团整体价值提升，构建大财富管理生态圈。同时，积极与优质合作机构、平台携手合作，在竞合中寻求差异化发展优势，驱动财富管理集团外、集团内、部门间“三循环”生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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