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作者简介
崔守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组织学院副院长。
内容提要
1、目前，中国在国际组织中雇员人数及职级既与中国高额的会费支出极不匹配，又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综合国力极不相称，导致中国在国际组织的话语权受到制约，国际事务主导权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难以有效彰显。
2、当前，面对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一些既有的国际组织在内部机制上寻求改革以增强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大与否决权的废存与限用；另一些新型的国际组织，如中国在2017年发起的全球性国际旅游组织世界旅游联盟（World Tourism Alliance 即WTA）在实践中被创立起来以适应新的合作需求。以此为契机，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也在不断加深、调整和重构。
3、加大对青年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是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任职能力的关键钥匙。自2017年以来，中国留学基金委加大了对高校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的资助力度，并推出了全额资助前往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实习的项目。同时，国内各高校也竞相探索和创新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国际组织学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也设立了相应的项目。
1971年10月25日，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承担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大责任使命。五十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度不断提升，在联合国组织的职员总数也不断增加，进入联合国工作也成为众多社会栋梁的梦想。然而，相较于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以及对联合国会费的贡献比例，中国在联合国机构任职的人员仍然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调取和梳理中国五十年来在联合国任职人员的数据变化，发展路径、问题缺口及解决措施将更加清晰。
一、五十年，十八人
自1972年起，我国向联合国连续推送了9位副秘书长，他们分别是唐明照（1972-1979）、毕季龙（1979-1985）、谢启美（1985-1991）、冀朝铸（1991-1995）、金永健（1996-2001）、陈健（2001-2007）、沙祖康（2007-2012）、吴红波（2012-2017）、刘振民（2017-今）。自1973年起，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向世界卫生组织推送了9位助理总干事级别官员。目前，正在世界卫生组织担任总干事的是任明辉博士。他自2016年1月以来担任世卫组织负责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病防控事务的助理总干事，现在将以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事务助理总干事的新职衔继续负责该领域的工作。
陈冯富珍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香港特区卫生署原署长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为首位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担任最高职位的中国人，并于2012年连任。在任十年，她接连面对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2016年寨卡疫情等多次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总代表亨克·贝克德（Henk Bekedem）过去曾与陈冯富珍一起工作，他称赞陈冯富珍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全球禽流感疫情变化时，记者们都会要求她召开记者招待会，她会坦诚地面对各种记者的提问，记者会时常开到很晚。2017年6月30日是陈冯富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最后一天，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称，陈冯富珍女士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以来，忠实履行总干事职责，成绩有目共睹，中方高度赞赏。
赵厚麟
目前，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有3人专门机构的行政首长来自中国，分别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和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此外，刘振民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夏煌任联合国秘书长非洲大湖区特使（副秘书长级），徐浩良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开发署亚太局局长。网络安全问题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网络战争狼烟四起，给国际互联网治理造成了巨大的挑战与难题。这个长期的棘手问题勾起了赵厚麟的斗志，他为建立能维持国际网络安全的规则奔走五大洲，游说各国首脑和社会各界，还鼓励欧洲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等大胆创新。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主持人吴小莉曾经问他：“有学者觉得在互联网的世界当中没有那么多极的霸权，是否只有美国这一极”时，他毅然决然反驳道：“如果有的话，这极霸权也在消亡之中，也不可能就这么长期一家独大，独霸下去……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上来了，怎么可能叫它一家独大呢！”。同时，他也在努力推进祖国的电信企业在国际上发挥更多作用。他为国家电信企业做顾问，到大学讲授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课程，向政府监管部门提出国家信息通信发展的建议，并积极向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建议，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中纳入电信区域合作内容。
二、中国在联合国任职人员缺口在哪里？
联合国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联合国会费的分摊比重从7.9%提升至12%，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会费国，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第一大会费国。然而，中国在联合国雇员总数中的比例只占1.46%（这一数字在2021年下降到了1.2%），总人数常年稳定在在550人左右，排在第17名，中国籍雇员的比重大幅滞后于中国贡献的会费比重。
在国际维和领域，中国的维和摊款比例从10.24%升至15.21%，成为第一缴费大国。与此同时，2019年，中国在联合国地域名额分配扩大到238-322人，而目前中国在联合国总部仅有90余名雇员，人才缺口巨大。据统计，中国是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任职人数偏少的42个国家之一。
从职级结构上看，联合国职员从高到低分为D、P、G三个类型。D类（Director）指领导类职务，主要包括各部门主管等高级职员；P类（Professional）指专业人员，是联合国职员的主体和中间力量，常规方式是通过参加联合国YPP考试（即青年专业人员考试）录用；G类（General）指一般事务，由文秘、行政、后勤等辅助性雇员构成，一般从机构所在国当地招聘。D类属于领导职务，部分是在联合国内部一级一级晋升上来的，另外一部分则来自各国直接派遣，比如我国各部委派驻到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由于D类层级最高，所以在联合国机构中D类职员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一国议题设置能力高低的“晴雨表”。按地域分配原则，目前联合国D类职务共有378个，而中国在联合国机构中担任D类职务人数仅有14人，排第8位，低于美国（43人）、英国（18人）、印度（15人），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个国家拥有国际职员的数量和职位是其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然而，当前中国国际组织人才缺口大、代表性不足、高级官员比例偏低，属于人员构成代表名额不足的国家之一，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瓶颈所在。目前，中国在国际组织中雇员人数及职级既与中国高额的会费支出极不匹配，又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综合国力极不相称，导致中国在国际组织的话语权受到制约，国际事务主导权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难以有效彰显。这对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恐形成隐性制约，也直接导致中国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议程设定能力薄弱的不利后果。
三、中国为何必须加快培养国际组织人才？
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在联合国任职人数缺口较大，这是中国必须加快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原因之一。但是，为什么缺少就需要弥补？这还得从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的作用说起。目前，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作用愈发显著。从学理上看，全球治理的意涵为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全球公共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各国的国家主权事实上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而人类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生态、人权、安全等问题则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因此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全球治理顺应了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在全球化时代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国际秩序。
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类：一是主权国家政府、政府部门及机构；二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即主权国家政府根据多边国际条约等创设性文件建立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是非政府国际组织，即不隶属于任何政府、不由任何国家建立的国际组织，其中倡导型非政府组织是以影响政府政策为目标，地位尤为突出。由于全球治理的客体具有跨国性和国际性，国际组织已成为当今社会各国开展国际合作和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舞台。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开展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制定国际规则、协调多边事务、配置国际资源的重要平台。当前，面对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一些既有的国际组织在内部机制上寻求改革以增强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如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大和否决权的废存与限用问题；另一些新型的国际组织，如中国在2017年发起的全球性国际旅游组织世界旅游联盟（World Tourism Alliance 即WTA）在实践中被创立起来以适应新的合作需求。以此为契机，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也在不断加深、调整和重构。作为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急需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更多地发挥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拓展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路径，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进入国际组织工作，你需要什么？
从国家角度看，国家应以全球胜任力为引领加强人才培养力度。参与全球治理以及争取国际话语权应建基于广泛的知识生产与人才储备。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是大国的一种战略投资，需要把握好人才培养的特点和规律。长期以来，在中国教育部、外交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开展了众多国际化、多语种、跨学科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国际组织人才储备仍严重不足，这是制约联合国机构中中国籍职员晋升和人数增加的最大瓶颈。
伴随全球化进程和国家深度参与国际事务的战略需要，中国对国际组织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迫切，供需矛盾将愈发突出。鉴于此种形势，亟需加快培养一批高素质中国籍的国际组织人才，特别是需要高校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中发挥关键作用，构建综合性大学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体系，对接联合国可持续性发展目标（SDG），设定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并利用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交叉优势，改革其现存课程体系，培养符合国际组织所需的人才。从美国、瑞士、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来看亦是如此，将国际组织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和高等教育改革计划有机结合，有助于国际组织人才实践应用能力的提升。
从国外高校的纵向对比看，美国的众多顶尖高校均有“公共事务学院或专业”。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有国际公共事务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美国还设有“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专业全美排行版，在2020年排名前十位（排名有并列）的高校依次是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校区(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佐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纽约大学（NewYork Universi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及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等。
检视中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现状，其培养模式多局限于在外语和国际关系相关领域，而忽视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的培养。2017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美国哈佛大学正式发布PISA2018“全球胜任力”评估框架，从知识维度、认知维度、社交维度和价值维度四个层面对“全球胜任力”予以界定。归纳起来，“全球胜任力”是指对全球、地区和跨文化议题的分析能力，对他人的看法和世界观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开放、得体和有效的互动的能力，以及为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采取行动的能力。“全球胜任力”的提出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这与联合国机构对专业人员任职应具备的三大核心价值高度契合，即正直（Integrity）、专业（Professionalism）和尊重多样性（Respectfor Diversity）。
从实际培养路径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知识构成要求极高，既包括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一级学科，也包括翻译学、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法、行政管理等二级学科，又要有国际组织、国际公务员的业务知识，还要了解跨文化交流、外交谈判和礼宾礼仪。因此，不断探索和创新国际组织人才模式以适应国际组织多元化的用人需求，是未来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点所在。
加大对青年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是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任职能力的关键钥匙。自2017年以来，中国留学基金委加大了对高校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的资助力度，国内各高校也竞相探索和创新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专门成立了国际组织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外交学院等也设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旨在加大青年人才储备，为中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涵养更多的青年英才。
综上所述，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持续上升，但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能力和影响力还有待提高。当前，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的影响力，与其它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既无法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也不能满足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5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为中国登上国际多边舞台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铺平了道路。50年后，站在崭新的起点上，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加大对青年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将为中国全面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发展注入新动力、开启新篇章。
文章来源：
凤凰网《风向》202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