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感染的新冠。董淑丽总叨叨说是我传染给她的，理由是她是无症状感染者，而我却是实实在在的确诊病例。对这种无知的想法，我总是嗤之以鼻，在心里，我何尝不是怀疑她才是传染源呢！在我们娘儿俩康复后的第八个月，纠结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我们依然“病”着。
小文在加拿大多伦多，也是一位新冠康复者，得这个病比我早了整整一年。我在方舱时，她曾不止一次忠告过我：“康复后千万不要告诉外人得过新冠。”我当时不以为然，大夫和护士们对我那么好，亲朋好友对我的关心更是无以复加，净受重视了，压根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歧视。那段时间我就像一只大熊猫，感觉自己如果不快点好起来都对不起他们。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没得病时还有亲戚朋友，得病了，不，确切说是康复了，啥都没了。
第一次感受到歧视，是结束居家隔离后第一天。小区集体团购的菜到了，董淑丽提议说：“咱俩在家憋了这么长时间了，也出去回报一下社会吧。”
我特意申请做东二区的送菜志愿者，那里住着同事宋姐。患病期间，宋姐没少在微信上嘘寒问暖，刚确诊时，她鼓励我说：“这个病其实就跟感冒一样，你别当回事儿。”康复后长时间处于封闭状态，心里慌得没着没落的，她又给我加油鼓劲儿，“丫头，坚持住，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拥抱你。”
我迫切地想早点见到这位好姐姐，拿到菜后边走边给她发微信，“姐，我解放啦，一会儿给你家送团购菜哈。”
宋姐秒回道，“你别麻烦了，我自己下去取就行。”
我没想太多，回复说，“没事儿，已经到你家楼下了。”
旋即，宋姐穿着一身睡衣一阵风似的下了楼，在距我有一丈远的地方急停，“小曾啊真不好意思，我临时有点事儿得出去一下，你把菜放楼道里就行。”
宋姐的声音有些发闷，我注意到，她戴了两条N95，脸上仿佛罩着厚厚的防毒面具。
“我来不及了，先走了。”话音未落，宋姐不等我回应，又一阵风似的快速走远了。
我呆立在原地，登时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遇到了同样垂头丧气的董淑丽。当她兴冲冲地捧着一泡沫盒子菜，去敲好姐妹赵姨家的门时，门里好半天没人应声。她熟悉赵姨的作息时间，确定这会儿肯定在家，又狠敲了几下才从门里传来赵姨的声音：“谢谢了，放门口吧。”董淑丽站在门外，觉得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了下来。
“咱们做错什么了吗？”董淑丽怔怔地问我。
我同样也在心里问自己这个问题。
吃晚饭时，董阳的到来让我和董淑丽郁闷的心情得到了一丝缓解。不知道是不是都姓董的缘故，董淑丽对这个准女婿一向挺满意的，总叨叨说这孩子实在、厚道，值得托付。客观讲，他人确实不错，就拿我居家隔离这段时间来说吧，天天到我家楼外的小广场上，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我。让我觉得非常温暖，每次到最后我都要接连摆手几次，他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可是，在内心深处，我总感觉董阳差点意思，并不是最理想的丈夫人选。他个头不够高，鼻子不够挺，目光不够深邃，也不会哄人开心。其实吧，女人也好色，也注重眼缘。当然了，我没肤浅到只注重这些外在条件。但是在去他家见他父母的问题上，一拖再拖，直到他第N次支支吾吾地说父母又催他了，看他那副为难的样子，我于心不忍，才终于同意了。他心花怒放，当即给家里打电话通报。没承想，我却在约定时间的前两天直接进了方舱。
董淑丽招呼董阳坐下来一起吃，他也不见外，洗了手坐下来后抓起一个包子就吃。董阳一个包子还没吃完，楼外的小广场上响起了广场舞的音乐。董淑丽抬头瞥了一眼墙上的钟，把刚刚拿在手里的包子又重新放回盘子里，沉吟道：“开始了，我得去了。”
董淑丽此前一直是领舞，两个多月没跳了，都快憋疯了。居家隔离期间，只要外面音乐一响，她立即放下手头上的事情，跟着节奏一起舞动。
联想到白天送菜的遭遇，我预感她这次重新归队“下场”不会太好，劝她：“要不咱今天还是在家里跳跳得了。”
董淑丽这时已经换好了舞裙，正准备到门口换鞋，她迟疑了一下，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又看了一眼董阳，说：“没事儿，你俩在家好好唠唠。”
董淑丽走后，我不放心，把手里剩下的小半拉包子直接填进嘴里，径直来到阳台。
我看到董淑丽和第一排的几个舞友点头寒暄了一下后，一转身，自然而然地回到自己从前的领舞位置，随着节奏开始晃动起来。戏剧性的一幕随即出现，最后一排的赵姨率先离开，其他人紧随其后，原先近百人的队伍犹如被扎破的气球，顷刻间急剧萎缩。董淑丽浑然不觉，仍陶醉在音乐里，直到音乐突然中断，才茫然转身，发觉只剩下刘叔一个人正在低头收拾音响的电线。
我对刘叔心存期待，他和董淑丽一直是最佳搭档，每次广场舞结束后，都要再合作几曲交谊舞，在众人的阵阵赞叹中，挥汗如雨。我甚至在得知刘叔也是丧偶后猜想，董淑丽和他有没有可能梅开二度。然而，这次他让我失望了。我不知道他俩具体说了些什么，只看到董淑丽向他走近了两步后就停下脚步，刘叔满脸堆笑，好像在解释着什么，然后就转身抱着音响快步离开了。
小广场空了，只留下董淑丽一个人落寞的身影。我想，这一刻，她一定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就在前几天，她还在阳台上开窗和刚刚逃离的那些舞友们隔空互动，大家伙儿还给她鼓劲儿打气，期盼她早日归队，转眼间她就成了洪水猛兽。
眼前的这一幕也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侧头定定地盯着不知何时跟过来的董阳，片刻后，问道：“我什么时候去你家见你父母？”
董阳踌躇了，嗫嚅了半天没发出声来。我最烦他这副欲言又止的窝囊样儿。真是讽刺，得了一场新冠，连带着在他父母心中的地位也没了。我没心情等他想好托词，从嘴里甩出一个字：“滚！”
董淑丽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也没问董阳怎么走了，我也没敢去触她的霉头，窝在自己房间的床上刷手机。
此时此刻，我格外想和小文好好聊一聊。算了一下加拿大的时间，正是早上，不确定她起没起床，只好暂时打消这个念头。刷到她的朋友圈，看到她在5个小时前发的一条朋友圈：新冠正在考验社会的文明程度，愿我们与智慧和风度同行。
我留言：深有同感。
留言刚发送成功，小文就发起了语音通话。
“怎么了亲爱的，受刺激了？”
我将自己的郁闷和盘托出。
“你今后要学会适应这种环境，”小文语重心长，“我刚解除隔离时比你惨多了，刚一出门就被一位黑人邻居泼粪，他嘴上还挑衅说：‘你能闻到大便的味道吗？’我当即回击：‘我隔着三条街就能闻到你身上的狐臭。’之后报了警……”
小文康复后的一些遭遇，之前和我讲过一些，但都没有这次讲得多，讲得详细。我这次听，忽然多了一种特殊的意味，并且强烈地预感到：她的昨天，就是我的明天。
随后的一系列经历印证了我的预感。我和董淑丽被社会彻底抛弃了，而且是360度无死角抛弃，进入到另一种隔离状态。我家成了阎王殿，连亲戚都不登门了。我们娘儿俩就像行走的病毒一样，邻居们唯恐躲闪不及，还经常给我们来个白眼。
向公司申请上班，顶头上司许经理先是让我安心休息一段时间，不要着急。我听话照做了。再次申请，许经理让去医院做核酸检测，我照做了，阴性；他又让做血清抗体检测，我又照做了，lgm抗体阴性，lgG抗体阴性。一连申请了九次，做了八次血清抗体检测，全是阴性。我左胳膊的肘窝，留下一串细密的针眼，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条长长的，没有尽头的省略号。每次提交报告结果后就没了下文。后来实在气不过，我直接向总经理提交了一份书面情况说明，得到的答复是：考虑到新冠患者康复后存在复阳的情况，还需要再做一次血清抗体检测。我照做了，还是阴性，然后就又没有然后了。
我每个月领着基本工资，过着无业游民的生活。这对一个27岁的年轻生命来说，一点都不惬意。
小雅是我的第一死党，我们曾约定，结婚时要互为伴娘。她不仅没邀请我参加婚礼，还在婚礼前一天骗我说，受疫情影响就不办婚礼了。她在微信上将婚礼的盛况发出来，也没忘把我屏蔽，却忘了让我们那些共同的朋友一起屏蔽我。当天晚上，她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手机在我手里震动了很久，我都没点接听。我不愿意听自己最好的朋友说那些苍白无力的话。
董淑丽的心理承受力比我差得多，起初的几天，她常常以泪洗面，不是抱怨不公平，就是埋怨我传染了她。她不再跳广场舞了，在家里也不跳了，甚至楼外广场舞的音乐一响起，她就打电话向物业投诉扰民，全然忘了此前她一直是对抗扰民投诉的领袖。
慢慢地，董淑丽有点接受现实了，天天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和原先居家时一样，没事儿就捧着个手机听郭德纲的相声解闷。有时为了让她走出家门，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我会打发她帮我取快递。有一次，董淑丽来到驿站门口，发现我的快递被单独甩在门外，驿站的老板此前一直对人客客气气的，这次却一反常态，虎着脸没好气地对董淑丽说：“回去和你姑娘说一下，以后别往这儿发快递了，周围很多人都反映了，不想和你家的快递堆在一起。”
“凭什么呀！我们是下等人啊！”董淑丽不服气，和老板你一言我一语地理论起来，最后升级为争吵。
我在家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董淑丽，也出了门。
大老远地就看到董淑丽蹲在地上放声大哭，围观的吃瓜群众不多，四散在周围的角落里。老板一脸嫌弃地让董淑丽离驿站远一点。我顿时血脉贲张，疾步跑上前。
我很想指责那个老板，但我强忍住了，默默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在方舱最艰难时，发烧40度，烧得浑浑噩噩，分不清白天和黑夜，我都能熬过来，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有传言说，新冠患者康复后，会有一些后遗症，其实最大的后遗症是被歧视，这是一种杀伤力更强的社会病毒。很显然，在我和董淑丽的身体里，有对新冠病毒的抗体和免疫力，却不具备对这种社会病毒的抗体和免疫力。
凡事都有例外，也有不怕和我们接触的，其中就有董阳。按理说我应该珍惜，却阴差阳错，把他也给赶走了。
让他滚的第二天，他约我出去逛街。董阳有一个当下男青年难得的优点：规矩。以往我们在一起，他从不会主动和我进行任何形式的肢体接触。即便是我们的关系已经很深入了，他依然如此。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一直挺欣赏他这一点的。结果那天他却一改平时的老实，动辄拉一下手，搂个肩膀。其实，我心里也明白，他是想以此证明不介意我得过新冠。可是，他不明白的是，我讨厌他这么刻意，我要的是以前那种轻松自然的状态。但是我一直忍着没说，后来，在商场的电梯里，趁着没人，董阳突然飞速亲了我脸颊一口。我终于忍不住了，当场发作，又甩给他一个字：“滚！”
要说这董阳，真是老实到家了，让他滚他就真滚，好像天生就不会说软乎话一样，一点也不解风情。我严重质疑他到底有没有资格做我的丈夫。
和董淑丽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同，我让自己走出去，去那些不知道我得过新冠的地方。偶尔，我也会来到公司附近的角落里，远远地看着同事们进进出出和路边的人来人往。
有时候晚上回家，我也不着急进门，从一楼缓缓走到顶楼，在感应灯的明灰中，来到天台，长时间眺望远方的万家灯火。每到这时，我就有一种失去了一切的感觉。我还能回到从前那种状态吗？
和博飞相识是一个偶然，距我家两站地，有一个明珠公园，我晚饭后有时会去那里散步。博飞最初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是一个逆行者，所有人都按顺时针方向在塑胶跑道上跑步或者散步，唯独他一个人反方向慢跑。这样在我散步时，免不了和他打照面。他看起来30岁左右，身材颀长，五官棱角分明，一头茂密的黑发，一身运动装搭配小麦色皮肤，显得活力十足。实话实说，我对董阳貌相上的遗憾，全在博飞那里得到了满足。所以，后来当博飞主动跟我搭讪时，我并没有觉得反感。
那天，我坐在公园里的一个石凳上休息，博飞跑完步后坐到我旁边。我们保持着30公分左右的距离，我下意识地往一旁欠了欠身。
“为什么要躲着我呢？”他微笑着问，目光柔和又不失深沉，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我有点莫名其妙，不置可否。
“是因为你曾经得过新冠吗？”
我差点惊掉下巴，瞪大双眼盯着他的脸。他仍然微笑着，两个鬓角被汗水濡湿，周身散发着淡淡的汗味。
他抬手指了指我暴露在外面的左胳膊肘窝，说：“我是医生。”
我恍然大悟，不假思索地反问道：“那你不害怕吗？”
“我为什么要害怕呢？”
他的语气轻描淡写，我觉得，这是我康复后，听到的最暖心的一句话，遂由衷地说道：“谢谢。”
“不要说谢谢，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别嫌弃自己。”
我彻底沉默了。仿佛有一道电光在眼前闪过，是啊，我们自己不能嫌弃自己。我一直在不自觉地给自己贴标签，不自觉地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不是嫌弃是什么呢？
见我一直发愣，他又自顾自地说道：“网上有传言，新冠感染者即便康复了，两年内也不能接触。有人说这是一种对新冠患者的歧视，其实没必要过度解读，大家只是害怕，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认识的不断提高，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当即反驳道：“不是这样的。歧视就是歧视，和单纯的害怕不一样，因为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好像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时间长了就好了。可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博飞淡淡一笑：“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不是感染者，你会怎样面对感染者？你未必会比他们做得更好。这个问题不难想象，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没得新冠之前是怎么看待新冠患者的。”
不得不佩服他语言的犀利，总能一语中的，令我哑口无言，我马上就想到了小文。
小文和我还有小雅，都是初中同学，我俩的关系原先一直一般，仅限于微信好友。小文初中毕业后念了卫校，后来当了护士。5年前移民去了加拿大当护士，再后来被患者感染了新冠。我俩真正联系多起来，正是从她得新冠后开始。我在她感染后发的第一条朋友圈上留言安慰。现在想想，我当时的心态和我自己得新冠后许多安慰我的人差不多，仅仅是一种礼节性的关心，这种关心不管是出自真心还是虚情假意，都是以一定的距离为前提的，一旦零距离了，谁也不敢保证能坦然面对。我也不例外。小文康复后要回国过年，曾问我是否敢去机场接她，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回答：“敢。”这完全是一种没过脑子的违心话，要不是她没抢到回国的机票，我的谎言恐怕早就被戳穿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宋姐是没有区别的，与那些对我和董淑丽甩白眼的人也没有任何区别。这么一想，我有些释然了，反而不怎么恨那些人了。
那天是我得新冠后最开心的一天，我遇到了知音。回家途中，路过家乐福，进去采购了一大堆好吃的，还买了8个新鲜的大海螺。
董淑丽看到那8个海螺后，脸一黑，厉声质问道：“你是不是疯了？”
海螺一直是我和董淑丽的“仇家”，我俩有25年没碰过海螺了。这事要从我爸去世说起。我爸当年是一个海碰子，一有空就去海里扎猛子捞海货，我和董淑丽最爱吃的海螺，自然就成了他重点碰海对象。我爸出事那天，海上的浪有点急，他一个猛子下去，再没上来。那年我12，他的遗体被打捞上来时，我在现场，我二姨捂着我的眼睛不让我看。但我的耳朵没被堵上，我听到那两个负责打捞的叔叔对人说我爸的遗体上吸满了海螺。我和董淑丽都觉得我爸是被海螺给吃了，从此再不吃海螺了。
“冤有头债有主，这8个海螺又没吸在我爸身上，我们为什么不能吃？”
见董淑丽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又补充道：“你不觉得咱们以前那种想法也是一种偏见吗？就像他们歧视咱们一样。”
董淑丽的眼神慢慢空洞起来，陷入沉思中。
那天晚上，我在微信上给小文留了言，一整晚都在等她，想和她一起分享新感悟。她一直没回复，我隐隐有一丝不好的预感。小文最新的朋友圈是她推特的截图，上面的英文翻译过来是：每个新冠感染者都是无辜的，歧视是另一种伤人于无形的病毒。
从那天开始，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那些冷眼和指指点点，无论对方是下意识的敬而远之，还是那种恶意的嫌弃，我都告诉自己：“我就是我。”我还不断给董淑丽“洗脑”，盼着她也能打开自己的心结，收效却不大。
第十次申请复职未果后没几天，公司召开了上个年度的表彰大会。会上，多名同事升职，策划总监的位置落在了我之前的副手葳葳头上。那本应该是属于我的位置，但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在许经理的朋友圈上看到了大会现场的照片，顺手点了一个赞。点赞后没几分钟，许经理发来了微信，我康复后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联系我。
“小曾啊，对不住，这次升职，集团总部临时提出新要求，要优先照顾下沉到社区帮忙抗疫的人员。还请你理解。”
我回了一个OK的手势，我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尽管我曾经身处方舱，比那些下沉的人更靠近疫情。
每天晚饭后，我都去明珠公园，经常能碰到博飞。我和他一起逆行散步，一起谈天说地。他的幽默风趣，他的儒雅潇洒，越来越吸引我，这是董阳完全不具备的。尤其是当我得知，他曾去武汉支援抗疫，更觉得我们是同道中人。我们一起散步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一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已经快9点了，董阳也在，正陪董淑丽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
“你可回来了，凡凡，董阳等你半天了。”董淑丽嗔怪道。
董阳在旁边嘿嘿一笑：“也没等多久。”
董淑丽又说：“你快过来坐，董阳帮你查了一些资料，对你复职很有用，董阳你快念给她听听。”
我依言坐到沙发边上，董阳有点不好意思，脸红了，顿了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才照着手机开始念起来……
他磕磕绊绊地念完了一大段关于新冠复阳的一些科学解释，这些信息我基本都听说过，依我的性格，根本没耐心听他叨叨这么久，但今天我耐着性子听完了，末了还对他说：“谢谢你。”
算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对董阳说感谢的话，他的脸又红了，龇出一口白牙，没吱声。
“赶紧发给你那个倒霉领导看看，让他好好学习学习医学知识。”董淑丽忿忿不平道。
董阳走后没多久，又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刚才我没来得及说，最近我查了很多关于新冠的资料，我觉得针对新冠患者被歧视的问题，应该举全社会的力量来关注解决。我读研时的导师是全国政协委员，我向他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不仅非常认可我的观点，还准备做一个专门的提案。我还有一个想法，想先成立一个普及新冠知识的民间公益组织，免费到社区给大家搞讲座。”
我回复：“好主意，谢谢你。”
“你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呀？”
是呀，我今天为什么对他这么客气呢？
这时，小文的微信不期而至。好久没有她的消息了，我在微信上的好几条留言她一直也没回。
“曾凡，我准备回国了。”
我赶紧回复：“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
“永远的，再也不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吗？”
微信那头沉默了好半天才发来一张照片，一张血肉模糊的大头照，要不是胸前的翡翠吊坠，我都不敢相信那是小文。我能想象得到，前段时间小文经历了什么。我在气愤之余，一时也想不到合适的话语安慰她。只能发一个拥抱的表情，同时回复：“回来吧。”
对新冠感染者的歧视俨然已成为了世界性问题。在日本，一所大学部分学生感染新冠后，有人竟威胁要烧了学校；在美国，许多确诊感染者被称为“凶手”，家中被丢石头，砸碎窗户，墙上还被涂鸦；在澳大利亚，一位老年男性感染者康复出院后，被阻止重返养老院，当地政府也拒绝为他寻找住所，最终死在街头；在英国……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在触目惊心的同时，不由得产生一种无力感，个人的力量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不过，我知道，小文的选择是对的。无论什么时候，国内都比国外好。
必须要承认，每晚去明珠公园散步，更像是和博飞约会的借口。虽然这种约会只是我单方面以为的。博飞偶尔“失约”，我一个人在塑胶跑道上逆向而行，索然无味。我一直暗暗期待，博飞能主动加我微信，能在其他时间约我喝个咖啡或是看场电影，可是他太绅士了，他什么都没有做，我们的交往更像是一种神交，只局限在那圈塑胶跑道上。这更让我对他着迷，我知道自己正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当我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博飞越来越多频繁地占据我的思绪，我已经无法自拔了。
与此同时，我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免和董阳在一起。他约我出去，我找各种理由躲。他到我家来，我躲不掉，尽量不和他目光对接。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却在他陪董淑丽聊天时，不时偷偷瞟他。我时常在想博飞的同时不自觉地想到董阳，他俩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我眼前交替闪现，不知道这种状态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遵从自己的内心，摸着黑继续前行。
那天博飞的话出奇地少，一直是我说他听的节奏。我们散完步后坐在石凳上休息。我不想冷场，绞尽脑汁，找各种话题。当我说到这些年来董淑丽的含辛茹苦时，博飞插话道：“你是幸福的，你还有妈妈。”
他一脸的凝重，我不明所以，疑惑地审视着他。
“一年前的今天，我妈妈去世了。”
“哦。”
博飞感慨道：“以前，我常陪我妈妈来这里散步。”
他叹息了一声后，将目光投向远方：“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
博飞的朗诵很动情，我听出来了，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心里一阵激灵，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董阳。那年我们一起去北京，逛地坛时，董阳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面向我，深情地对我说：“大学四年，来过无数次地坛，每次来，我都会想到史铁生《我与地坛》里那对总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的中年夫妇。我总是不自觉地在逆时针绕园子走的人群中寻找他们，却一直没找到。现在，我觉得，我找到他们了，他们就是你和我。”
那是一向木讷的董阳唯一的一次真情告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没说任何话，我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因为，我在董阳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男人对爱情的虔诚。
随后，我也沉默了，和博飞相对无言良久。
那天晚上，我翻开了相册，眼睛长时间停留在一张和董阳的合影上，那是当年我们在地坛银杏大道上的合影。那次，我完全沉醉在银杏大道的绚烂秋日里，流连在那一大片金黄中，让董阳帮我照了不知道多少张照片。离开地坛后没多久，董阳的脸就肿胀起来，我这才得知，原来董阳对银杏树的果子过敏。
“你怎么不早说。”我责怪道。
已经快肿成猪头的董阳又恢复了常态，唯唯诺诺地说：“我……我不想你扫兴。”
我很无语，这就是我最讨厌他的地方，一个大男人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我一起听我的，回家后听父母的。
但是，我当时忽略了一点，除此之外，董阳在其他方面其实挺有主意的。他的没主见是以爱为大前提的。这段时间，我经常地会冒出一个念头：我和董阳男未娶女未嫁，还有选择的机会。我觉得自己有点无耻了。
和博飞的聊天，绝大数时间是特别愉快的。又一次愉快的聊天结束，回家时在楼下看到董阳静静地站在楼前，笑吟吟地看着我。我隐隐有些不安。
“怎么不上去？”我问。
“想单独和你说说话，”董阳说话时眉毛不自觉地向上扬着，他特别高兴时会这样，“我爸妈想这周日请你过去。”
我愣怔了一下，说道：“哦，再说吧。”
“你还生气啊？”
“没有。”
我看到董阳热切的目光慢慢黯淡下去，很快又重新明亮起来，“没事儿，只要你想去，我家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我对董阳本就心存愧疚，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更难受了。我默默安慰自己，我和博飞算不上出轨，况且我们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可是，我骗不了自己的心。董阳啊！董阳！真的很对不起。
“咱们溜达溜达吧。”董阳说。
我们走得很慢，围着周围的几栋楼转圈，夜空被浓云覆盖，连带着把月亮也隐藏了起来。时不时吹来一阵微风，吹散夜的寂静。董阳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面向我。一如当年他在地坛那样。我知道他有重要的话要说，心里更不安了。他鼻梁上的眼镜稍稍有些歪，我伸出右手帮他扶正，却被他的手直接捉住，我没抽回右手，任由他握着。他涨红了脸，少顷，像是鼓足了勇气似的吞吞吐吐起来：“曾凡，我知道……我……我不太会说话，但是我会慢慢改的。之前和你说的公益组织成立了，这周末第一次宣讲，我主动申请做讲师，我知道……我知道我笨嘴拙腮的……”
我打断了他：“你别说了。”
我想告诉他：“你已经非常好了，都是我不好。”犹豫了半天，终究还是没说出口。分别时，望着他渐行渐小的背影，我心里打翻了五味瓶。
回家后，没看到董淑丽，踅摸了一圈才在阳台看到她嘴里啃着个苹果，正饶有兴致地看着窗外。外面依然喧闹着，广场舞的音乐还没结束，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正在小广场上热舞的刘叔和赵姨。
董淑丽笑嘻嘻地向我介绍道：“以前老刘就不爱和赵凤霞跳，她身子太僵硬，协调性差，总踩老刘的脚。这些天和老刘练了好多次，一点长进都没有。哈哈哈。笑死了。”
我突然发现，董淑丽最近好像打开自己了，不仅有笑模样了，还经常外出。这些日子，脑子里总想着博飞，完全忽视了董淑丽这些微妙的变化。
我忙不迭地向她追问原因，董淑丽神神秘秘地掏出手机点开一个界面给我看。我在她的微信上看到“新冠患者联盟”。
“要说还是董阳这孩子有心，帮我加到这个群里。”
敢情这段时间，她找到了新玩伴。我并不认同她的做法，觉得她这属于一种新的封闭状态。转念一想，她老人家高兴就好，毕竟比原来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我打心眼里感激董阳，对他的愧疚更深了。那枚困扰我的硬币再次在眼前闪现，我快要疯了。
博飞的消失毫无征兆，我独自在那条塑胶跑道上逆行了十天后，确信他可能不会再来了。我和他没有联系方式，无法向其追问原因，只能自己胡思乱想。他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我既希望是，又希望不是。他会不会是个骗子呢？他又骗了我什么呢？骗财？骗色？都没有。我想不明白。要说骗，他只骗走了我的心。或许在他心里我什么都不是，别说知己了，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我既不知道他家住何方，也不清楚他单位在哪里。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在脑海里追忆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不放过一个细节，以期能从中发现一些线索，进而联系到他。每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我依然会来到明珠公园的那条塑胶跑道上，幻想着他能突然从天而降。
博飞，你去哪儿了呢？
又一次去医院做血清抗体检测，针头刺入皮肤那一刻，省略号又延长了，已没有任何痛感，却意外得到灵感。虽然不知道博飞在哪家医院工作，但我知道他是一名骨科医生，还去过武汉抗疫，从理论上讲，只要在这座城市里的所有医院都找上一圈，就一定能找到他，前提是他没骗我。我现在什么没有了，只有时间多的是。说干就干，运气还不错，仅仅去了三家医院，就在第五人民医院骨科的外墙上看到博飞的大照片。我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在博飞的诊室外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见到一身白大褂的他急匆匆地出来，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工作状态中的他，英姿勃发的，一身正气。我很欣慰，他没骗我。
博飞对我的出现颇感意外，直接定住了。我慢慢走到他面前，“为什么要躲着我呢？”这曾是他和我说的第一句话。
博飞缄默了片刻才说道：“喝杯咖啡吧。”
医院咖啡厅里的咖啡肯定不会太好喝，但我对来说无所谓。两杯咖啡的热气在袅袅上升，我静静地盯着博飞的眼睛，他也同样，我们就那么静静地凝视着彼此。半晌，他慢慢地把左臂袖口上的衣服撸到上臂，露出肘窝，向我展开。我看到上面有一条和我一样的省略号，一刹那间，我脑袋空了，久久回不过神儿来。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又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
“我在武汉时，被感染了。一直没告诉你这件事，是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世界没你想得那么糟糕。对不起，可能让你失望了。”
我继续沉默。
我承认，我的确有些失望。上一秒还漫步在云端，下一秒就直接坠地。原先在心里准备了那么多话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催生、蔓延。过了不知道多久，我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深吸了一口气，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声：“还是要谢谢你。”
博飞的目光仍旧暖暖的，“别这么说，我也要谢谢你。其实，我也刚刚复职没多久。”他的回答意味深长，但我已经不想再深究了。
博飞终于主动要求加我微信了，我却心如止水。这个世界真是奇妙，反复，反差，反转，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许多过客，也会成为别人生命里的过客。就像一篇文章不仅要有逗号和句号，还需要有问号、顿号、冒号、引号、省略号一样，只有这样，一切才真正有意义。
从博飞的医院出来后，我点开了微信上的两条未读信息。一条是董阳发来的：“我的导师刚刚发消息过来，他的提案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有关部门明确指出：国家卫健委已组织专家学者论证，将新冠患者康复后的心理疏导作为前一段时间治疗的延续，并且将成立专门的督导小组，强化全社会的新冠知识普及，给予新冠肺炎感染者更多关心、关爱和帮助。”
我回复他一个挥拳的表情。
另一条是小文发来的：“亲爱的，我明天下午4点10分飞机落地。”
我回复她：“我去机场接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