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的人生纪事：（18）喜结良缘

在春节前的一次省委机关党小组会上，党小组长周敦琬郑重提出一个问题： 她有个亲戚，是重庆大学文预科主任，叫吴芳吉，想来她家看望，已经找她的二姐打听了好几次，二姐都没有答复，也没有告诉确切住处。最近，他又说一定要来拜年。 “吴芳吉？是不是那个白屋诗人？”文强忙问。 “正是此人。就是写了《婉容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 白屋诗人这个名字，今天可能已很少有人知道。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却令广大青年闻之“如雷贯耳”。 吴芳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吴芳吉（1896年——1932年）系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坝）人士，祖籍湖北孝感，8岁时他随父迁回江津，10岁入重庆白沙镇聚奎小学，13岁时，在2小时的作文课上写出以诗论文、豪放严谨、名噪全川的《读外交失败史书》，被老师赏识，印发全县，被誉为神童。 吴芳吉少年生活的地方环境不好，盗娼赌博者多，父亲吴传姜就用石灰将墙门刷白并写“白屋吴宅”字牌，意为清白之家，其遂自名曰“白屋吴生”。 191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科学校。1912年因声援、抗议被美籍教师无理辱骂的中国同学，并张贴《讨校长檄》，被迫离校，流浪回家。 在校期间，吴芳吉结识吴宓，成莫逆之交。吴宓常是吴芳吉新作的第一个读者，吴芳吉得益吴宓之处甚多。 后任嘉州（今乐山）中学英文教师，1919年秋，赴上海，担任上海右文社《章氏丛书》校对，永宁中学（今叙永一中）教师，上海《新群》诗歌编辑。 在此期间，他以一个23岁青年的无畏精神，大胆探索诗歌创新，以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歌行体为主，结合民歌和西洋诗歌的一些手法，选取一个弱女子被出国留学的丈夫抛弃的悲剧为题材，写出著名的长诗《婉容词》，时人争相传诵。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中国文学教授吴宓在其日记1942年3月10日的记载里，就有在西南联合大学“上《中西诗》课，讲《婉容词》”的文字。 后来，他先后在湖南长沙明德中学、西安西北大学、辽宁沈阳东北大学任教，1927年，被聘为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江津中学校长等。 1929年，来到重庆，参与创办重庆大学，任文科预科主任。 但是，作为中共地下省委机关的周敦琬住处，一般不便让外人前来探望。不过，为了起到掩护作用，也不能完全没有亲友走动。 周敦琬的意思，可以让她这位表哥来，若是完全拒绝，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 当时，程子健不知道什么白屋诗人，从尊重周敦琬的方面考虑，倾向于同意，看着文强，希望他发表意见。 文强笑道： “这个白屋先生，说起来还是我的老师，当年在长沙明德中学，他是我的国文教员，我那时就很喜欢他的诗，也敬慕他的为人。 我记得他有这样两句诗：'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 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我们应当接近。人家找上门来了，若是还要拒之门外，那不是成了关门主义？” 文强还讲起了这样一件事。 1923年夏，湖南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灾害，湘江沿岸，陆地成河，许多房屋被淹，长沙城内一些街道进了水。 明德中学所在地泰安里和校内楚辞亭湖，也都进了水。而且，学校还淹死了三位同学和一位自建校时便担任校役的老工友。 洪水过后，明德中学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吴芳吉为悼念那位校役所写的挽联，轰动了长沙教育界，给文强也留下了极深印象，他还专门抄录在笔记本上，反复吟咏。 挽联是这样写的： 替我送信跑街，南北东西，号称长沙里手。哀哀烦劳好几年，竟遭惨死，令鄙人如伤骨肉！ 像你热心作事，坚苦真诚，不愧明德校风。罢罢老实说一句，虽属卑位，论公道配作元勋！ 听了文强这一番充满感情的介绍，大家一致认为，吴芳吉应该成为共产党人的朋友，同意让他到这里来做客。 图片来自网络 周敦琬以后又对程子健和文强谈过，她还有一个想法：待吴芳吉来后，再多作些考察，争取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春节里，吴芳吉坐着一乘过街轿，从当时设在城西菜园坝杨家花园的重庆大学，来到储奇门河边这幢吊脚楼，见到周敦琬时，他快活地抱拳嚷道： “船老板，恭喜发财！金银财宝用船装！” 周敦琬接过他手里拎着的礼品，含笑道： “大诗人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 “五妹，”吴芳吉打趣道，“想不到你这个大家闺秀，江津城里有名的女才子，何时也作了商人妇哟？” 周敦琬没有搭腔，拉过文强，介绍道： “表哥，这位文莱之先生，是你在明德中学时的高足，先请他陪你，我去厨房……” 吴芳吉听说文强是明德学生，十分高兴，他盯着文强打量再三，说： “文生，我看你是有些面熟……” “先生还记不记得当年楚辞亭那副对联的风波？”文强含笑道。 “啊呀，就是你呀！” 吴芳吉和文强都放声笑了起来。原来，1923年，由吴芳吉在长沙创办的《湘君》文学杂志社发起，在明德中学校内湖畔修建了纪念屈原的楚辞亭。 吴芳吉为新落成的小亭题写了一副楹联： 楚辞亭畔无情水 屈子洞中莫逆交 当时，年少气盛的文强见到后，一时兴起，拿来墨笔，在上边勾了几下，使楹联变成了： 屈子洞中交莫逆 楚辞亭畔水无情 校长闻知此事，不禁大怒，将文强叫去训斥。吴芳吉却不但不恼，反而出面为文强说情，认为这样敢于发表独到见解的学生十分可贵，应予爱护。 文强请吴芳吉到屋里落座后，低声说： “白屋先生，恕我先说明一句：周敦琬的夫君已经亡故。等会儿在言谈中，请注意不要提及……” “唉，我早已知道了。” 吴芳吉扶了扶眼镜，叹息道： “从报上的消息和外间的传闻中，我早已知道了个大概……所以，我才再三找她二姐打听她的住址，想对她有所帮助。 文生，说个老实话，我晓得你们不是做生意的，不是啥子船老板。不过请放心，我也是希望改造这个社会的人。对敢于为民请命、为民捐躯的人，我是敬佩的。唉，只希望你们小心谨慎，现在军阀都是杀人成性……” 的确，这个时期形势的严峻，从中共四川省委1931年2月14日给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出。 报告中说： 叛徒猛烈进攻。江巴叛变先后共二十余人，在江巴及第21军防地作了空前破获。……昨日开始全城大搜索（叛徒们一直搜），增加特务委员会叛徒们薪水以收买叛徒，以稳定其动摇恐怖。 尽管形势如此严峻，但这些被军阀当局称作“反革命”“赤匪”的年轻革命者们并不会被吓倒，生活如长江之水照样向前奔流着，重庆储奇门河边这幢吊脚楼里，仍然不时响起朝气蓬勃的笑声。 每当吴芳吉来访的时候，吊脚楼的气氛便更加活跃起来。吴芳吉还给他们赠送了去年在成都出版的《白屋吴生诗稿》上、下两卷，文强与周敦琬争相捧读，爱不释手。 在一次来访中，谈兴正浓之际，吴芳吉忽然看了看站在他身旁的周敦琬和端坐在他对面的文强，郑重地说： “文生，我有个想法，不大好说得……” 文强看他那神情，似已猜到几分，心头紧张起来。 “我就直说吧。我来过好几回了。我看你和五妹在一起，相处得很好，不知你们是否有意结为连理？” 文强没有想到，这位诗人竟会这样不含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周敦琬扶着吴芳吉座椅的椅背，坦然笑道： “哪有姐弟结婚的道理！” “你们那姐弟关系是认的，不算数！”吴芳吉激动起来，“当然，五妹要大三岁，又结过婚。不过，这些对你们这样的新派人物来说，算不了什么问题……文生，你意下如何？” 一年多以前，从万县脱险后，文强与玉华的初恋夭折后，他一度痛苦不堪，认为世间难得再找到称心如意的女子。 到重庆参加省委机关工作后，同慕名已久的党内大姐周敦琬朝夕相处，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和思想交流，他发现，这位大姐不仅革命经历长，斗争意志坚定，而且文化素质高，人品好，既有新女性的思想见识，又有传统妇女的贤良美德…… 文强心中，其实早已对周敦琬暗生爱意。只是，碍于周敦琬在党内的资历比他深，又是前省委书记刘愿庵烈士的遗孀，他才未敢有非分之想。 此时，文强既困窘，又轻松。既然吴芳吉把这个问题挑明了，就正好借机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瞥了一眼周敦琬，见她并无愠恼之意，便爽快地说： “只要二姐没有意见，我完全同意！” 周敦琬出身于重庆附近江津县白沙镇大户之家，父母分别属于当地周、邓两大家族。 江津白沙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她自幼就是有名的才女，在重庆著名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到北京深造。 据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干部情况登记表上记载，她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文强回忆，她应该毕业于燕京大学。 从北京毕业后回乡时，他的父母均已去世，家政由孀居的大姐主持。周敦琬到家没几天，说亲的人便络绎而至。 在当时，像周敦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而又家道殷实的大家闺秀，确属凤毛麟角。 她的大姐为说客盈门感到棘手，周敦琬却从容不迫地要大姐把说客们一齐请来，亲自向众人宣布： 她主张婚姻自主，不受家庭和社会的干预，并声明自己刚刚回乡服务，尚未做出成绩，不谈婚事。 同时，她还将说客们视为说亲条件的“门当户对”、金钱地位等全都斥为“买卖婚姻制度的遗毒”，宣称一概不予考虑。 她的这一举动震惊了乡人，在当地传为美谈。 在1928年元宵节后召开的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共江津县委书记的周敦琬，和时任临时省委秘书长的刘愿庵，同时当选为中共四川第一届省委委员。 周敦琬是当选委员中的唯一女性，接着，俩人走到了一起。 从那以后，周敦琬便辞去了在江津中学的教职，成为“职业革命家”，调到了重庆参加地下省委机关工作， 在中共四川省委1928年8月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谈到有的干部牺牲了，有的调离了，有的出外巡视未归，留在重庆的只剩下临时省委书记张秀熟和周敦琬两人。 但是，周不能到各茶楼旅店去作接头工作（因为她是女子，在四川封建社会中为工作不能不顾忌）…… 周敦琬担任过第一任共青团江津县负责人，第一任中共江津县委书记，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中的第一个女委员，第一任省委妇女部长…… 李鸣珂曾打趣称她为“我们党内的'六一居士’”。从这个称号，也可看出她当年在四川中共组织内的名气和地位。 除去革命资历外，周敦琬在四川共产党人中的威望较高还有一个原因： 她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教育工作者。 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向她学习过文化知识（更不必说向她学习密写、刻钢板、油印等技术了）。 她认为： 一个好的革命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 李大钊本来就是一个好教授，恽代英、萧楚女也是优秀的教育家。因此，她在中共党内十分重视提倡教育和学习。 1928年10月，刘愿庵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回到重庆，正碰上中共四川省委遭到大破坏，省委书记张秀熟被捕入狱。 于是，刘愿庵奔走各地恢复组织。1929年6月，在成都召开了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建立起新的四川省委，随后，又将省委从成都迁回重庆。 直到这时，刘愿庵和周敦琬才得以在长江边这幢吊脚楼里过上夫妻生活。然而，他们共同生活不到一年，中共四川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刘愿庵惨遭杀害。 刘愿庵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刘愿庵就义前，给“我最亲爱的琬”留下了一封感人至深的遗书。 遗书中，刘愿庵追记了省委常委在开会时被捕的情况，对自己的疏忽大意给革命事业带来的重大损失，表示了沉痛的忏悔。 他还回顾了他与周敦琬之间的爱情生活，倾诉了他对爱人最后的希望： 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极。 我在拘囚中与临死时，没有你的一点纪念物，这是心中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你的心是紧紧系在我的心中的，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最了解我的一个。 遗书最后说： 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刘愿庵牺牲后不久，中央代表余乃文入川，开始贯彻左倾盲动的“立三路线”。 为了传达中央精神，在重庆城南马蹄街一处背静的院子里，以程子健做生的名义秘密召开了全省党员代表大会。 中共四川省委1930年7月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全省代表大会筹备概况。……成立大会筹备会，以季英、文甫、蜀才三人组织，专门负筹备责任。 报告中所提到的“季英”，就是周敦琬的别名。可见她当时在四川中共组织内的能力和地位。 此时，周敦琬的处境也是十分危险的。地下组织屡遭破坏，除去不断有熟知内情的人叛变外，第21军特委会还搜获了大批中共文件，而其中有不少地方都提到她。 特委会在这年上半年编写的《省行委之重要文件及表册》这份报告中，就摘录了好几份中共四川地下组织文件中的“人名地名之有重要关系者”，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1930年12月21日省委常委会议）……（五）常委分工办公问题……川南乃智管理，川东川西小山管理，川北及江津荣昌合川邓完管理。 （1931年2月2日党团省委常委联席会议）……（十）邓完调回秘（书处），黄女士调下东。 （1931年2月9日会议）……（四）军委问题……暂由小山、邓完、兴华为军委会，照常办公。 这些文件中，提到的“乃智”即文强；“小山”即程子健；“兴华”即李觉鸣；而其中多次出现的“邓完”，即是周敦琬的名字的谐音。 军阀当局根本想不到，共产党中的这个重要人物邓完，竟会是一个“女流之辈”。 因此，尽管特务们把这些文字摘录出来并费尽心机加以研究，也始终不知道有个经常埋头进出于储奇门城门，臂上挽个菜篮子，戴着近视眼镜的文弱妇女，会是一个正在默默领导着地下党人同他们进行殊死斗争的“赤匪首领”！ 对于婚姻问题，周敦琬并无封建道德从一而终的陈腐观念。她对婚姻与妇女解放的关系作过专门研究，还写有一部未完成的手稿。 她主张婚姻自由、自主，但又反对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流行过的不负责任的“杯水主义”。刘愿庵牺牲后，她只是一心投入地下革命斗争，一心为烈士复仇，无暇考虑个人生活。 直到文强住进省委机关，事情才起了变化。以前，她就经常听刘愿庵、李鸣珂提到这位聪明能干的湖南青年，在一起工作后，有了更多的了解。 由于彼此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她和文强之间较之其他同志更多一些共同的话题。特别是他豪爽乐观的性格和干脆利落的工作作风，十分招人喜欢。 这次，吴芳吉的提议正对周敦婉的心思。春雷响过了几回，从吊脚楼面对长江的窗口望出去，已经可以看到岸坡边上新长出的一丛丛春草。 择好日子，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里办起了喜事，周敦琬的二姐代表女方亲属，程子健代表男方亲属，以一桌普通的家宴，为文强与周敦琬举行了婚礼。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前边将会有什么样的苦难，在等待着这一对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