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初，由外地迁人的军户人口，是目前即墨人氏先祖的主流。明初，东南沿海一带屡遭倭寇骚扰，明政府为抵御倭寇入侵，便在沿海一线择要设戌，广建卫所。即墨的鳌山卫以及雄崖、浮山两千户所，就是于明洪武年间设置的。据《明史·食货志》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军屯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即墨县志》也载：“明初，因设置卫所，从外地迁入的军户就有7万人之多”。可见军户是移民即墨的主流。《明史·兵志》又载：军户分从征、归附、谪发三类。“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戌。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按“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每卫5个千户所”鳌山卫下设的右前后3个千户所以及浮山、雄崖两个守御千户所共有从征军3000多人，其余6万多“归附、谪发”的下等军户，则分布于全县的52处军屯和若干垦点，垦荒屯田，供应卫所军需。
据《即墨县地名志》所载，经粗略统计，在洪武、永乐时期(公元1368--1424年)的57年间，迁入军户、民户居住的村庄约520个。除去无据可查的和其他省份迁入的零散移民，据各姓族谱记载，世居即墨的人口，主流是来自云南的移民。据200多个村庄的族谱记载，其祖先均是明初由云南迁来的。其中有20余个村庄的居民族谱记载，其祖先是于明初来自云南的“乌沙卫”。如：金口镇南仟的万姓、北仟的房姓、古仟的金姓；他们的祖先均是于明永乐年间，由云南“乌沙卫乐歌屯”迁来此地立村的。温泉镇东四舍村的《武氏族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武氏叔侄二人，从云南乌沙卫银子桥迁来此地立村。”据考，“乌沙卫”应系云南的“乌撒卫”，其遗址就在今云南的镇雄县境内，因《明史·地理志》《明通鉴》均载“洪武十五年克云南，平乌撒、乌蒙诸蛮，后立乌撒、毕节二卫。”《元史·地理志》亦载：“乌撒府属云南乌撒路所辖。”《明史·兵志》载：“初，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戌者，遇有警，调他卫往戌，谓之客兵。永乐间，始命内地军(轮)番戌，谓之边班。又载永乐十八年，北京建，在南卫所多北调”。据店集镇青山前村《邵氏族谱》载：“明洪武三十五年，邵九公由云南从徐辉祖来援山东，留戌雄崖所，永乐二年，邵课士携家来此立村。”留村镇大村的《邵氏族谱》亦载：“明洪武年间，邵氏兄弟二人，由云南乌沙卫从魏国公徐辉祖来援山东，后碾转来此立村。”上述史实与《邵氏族谱》记载相吻合。由此看来，明初，云南乌撒府的土著兵与犯罪谪发乌撒卫戌边的军户，在山东沿海遇警倭寇或其他战事时，被调到即墨卫所，作为客兵留了下来。再就是永乐年间，乌撒卫于内地卫所换防和“在南卫所北调”时来到即墨的。
(二) 外地移民即墨考略。经元末多年战乱，致使北方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北方近城之地多不治，召民耕。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又载“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散处诸府卫......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太祖时徙民最多，期间有罪徙者。成祖覆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京，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移居即墨的民户，除去7万余军户和原著居民，余者3万人左右是来自外省的移民。查阅《即墨县地名志》等资料可知，居民有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河南、贵州、陕西、北京、山西等省。也有济南、青州、莱阳、栖霞、莒县等地迁来即墨的。另有两个原因也促成明初即墨人口增加，一是由外地来即墨为官，后留居即墨的。如：前东城《林氏族谱》记载：“永乐二年，林氏族先奉旨从福建迁到此地。”华山镇埠后《姚氏族谱》载：“姚氏本系江南江宁府江浦深沟町人，始祖随明成祖建有军功，授鳌山卫指挥使。至四世择居埠后。”据庄头村《孙氏祖谱》记载：“明初，济南府历城历山顶孙氏，以广文仕即墨。后孙氏族人一支由历城迁至此处立村”。二是逃难来到即墨的。如三里庄《李氏族谱》记载“明洪武时，籍异宗别的三家李姓逃难来到此地，故称三李庄，后演变为三里庄。”据其中一家族谱记载，其祖先系明太师、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之后。在朱元璋诛杀功臣之时，李善长被赐死，全族70余人被杀，其中一族人逃难至此。据华山万华埠《李氏族谱》记载：“永乐二年，李氏祖先由小云南毕阳县东门里，迁居即墨的北乡万华山前小埠疃居住”。据考，“小云南毕阳县”当系今贵州毕节县。因元朝及明初均无贵州行省，毕节县地属云南。据留村镇拖车夼村《鞠氏族谱》记载：“明永乐二年，鞠氏由浙江平阳迁来即墨，因途中车轴损坏，勉强拖车前行，即在车所止处立村，因地处山谷，故称拖车夼。”明后期逃难至此的还有北安办事处秦家庄秦氏一门，据《秦氏族谱》记载：“明嘉靖年间，黄河决口，秦氏逃难至此立村”。因上述两种原因由某一省迁居即墨的居民均属零散小股居民，构不成移民主流。
(三) 即墨先民从山西迁来之说与史实不符。据山西《洪洞县志》和《洪洞大槐树志》记载，始建于唐贞观二年的广济寺遗址上，旧有一株汉代古槐。”现今的洪洞县大槐树公园，就建在古广济寺遗址上，公园内的移民历史见证--大槐树，就是由汉代古槐衍生的第三代，今也有合围之粗。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内，至今已收集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约400个县的大槐树后裔寄来的上千份族谱。因而多少年来，在全国许多地方流传着“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据《即墨县地名志》记载，来自山西的移民仅有三个宗族，如王村镇坦村的张姓，据传，其祖先来自山西的蒲州。据华镇梁家疃《田氏族谱》载：“田氏祖籍山西阳高，永乐二年，与董氏同时迁来此地立村。”我们认为，以上三姓均属零散移民。据山西《平阳府志》记载：“位于洪洞县城西北隅的古广济寺遗址，在明洪武、永乐年间，朝廷曾先后八次将山西移民在此集中，并办理移民手续，发给川资凭照，迁往各地”。有关山西8次移民，根据文献记载，以年号为序择录如下：
第一次，“洪武九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第二次，“洪武二十一年，徙(山西)泽、潞民无田者垦河南、北田。”(《明史·太祖本纪》)。
第三次，“洪武二十二年，太祖以河南、山东临清、东昌(聊城)诸处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谕其民愿徙者验丁分田。”(《明史·食货志》)。
第四次，“洪武三十五年，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京”。
第五次，“永乐二年七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第六次，“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明史·成祖本纪》)。
第七次，“永乐五年，命户部徙山西平阳、泽、潞，山东登、莱等五千户隶上林苑监。”(《明太祖实录》)。
第八次，“永乐十四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明史·太祖本纪》还载“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莱二州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于东昌。二十八年又徙登、莱二州无田者于东昌”(今聊城)。
上述大量历史记载证明，即墨境内不可能有大批山西移民迁入。
世居即墨人氏先祖的主要成分是于明洪武、永乐年间(公元1368--1424年)由外地迁入的军户、民户组成。其中以军户为主，达7万余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60%以上。永乐以后以及清朝、民国时期虽有移民陆续迁入，但均属零散小股移民，对即墨人口基本组成并无大的影响。外地人迁入即墨者，主要以云南移民为主，其他省市为辅。也就是说，世居即墨人氏之祖先，多数来自现云南省。故即墨人至今称人死谓：“回云南老家了”，祷告亡灵“向西南走吧”，其中蕴含“叶落归根”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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